图书馆译本文献选择及其属性的探讨
译本文献是图书馆文献资源的一大组成部分,如何进行译本的选择也是图书馆工作中的一个日常问题,而当前多数图书馆员缺乏相关能力,以至于有研究者感叹,要挑选到好的译本,图书馆员帮不上忙,“所以剩下一个办法就只能靠自己了。”[1]对译本选择及其属性进行探讨,对于优化图书馆藏资源、提高服务质量等有着积极意义。
1定义
图书馆对译本的选择活动,狭义的定义,是指图书馆以译本这种图书文献类别为对象的版本比较、分析、鉴别工作;广义的定义还包含在此基础上扩展开来的图书馆采访、典藏和管理工作、读者对图书馆提供的译本的选择、阅读和反馈,译本经由图书馆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科研效益等。无论狭义还是广义的定义,其核心重点都在于对各种译本图书版本的异同优劣的比较,指明特征。简而言之,图书馆对译本的选择活动,关键在于译本版本内容的鉴定。研究译本的选择活动的属性,就是为了找出潜藏在这项图书馆工作之中的规律性内容,加深人们的认识。
2图书馆译本选择活动的一般属性
一般属性指的是图书馆对译本的选择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些具体特征,这些特征不是译本选择活动特有的,而是跟其他图书文献资源的特点相关的,但同时也带有译本的自身特色。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四个一般属性:基础性、社会性、间接性、学术性。
2.1基础性
译本的选择是图书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主要是由译本在图书馆馆藏体系和工作中的基础地位决定的。从历史上看,译本在图书馆的基础地位是近代以后才取得的。中国是典型的孤立主义文明,在近代以前仅有过两次有规模的翻译活动:一是佛经翻译活动,主要是佛教僧侣前往印度地区求取佛经并进行翻译;二是西学翻译活动,主要是明末西学东渐以来,少数先进的中国学者(如徐光启)与天主教传教士开展的西方科技文献翻译。虽然两次翻译活动都产生了不少优秀的译本成果,但前者由于宗教属性,后者由于西方科学被视为“奇技淫巧”,再加上一些技术原因,如汉语的孤立语属性加大了翻译难度、印刷业停滞在雕版印刷阶段等,历史上的翻译活动规模有限,译本都没有产生很好的社会效益。同时,由于中国古人普遍的文化傲慢心态,“中国一直是亚洲乃至世界强国,对周围邻国来说无异于超级大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基本是从中国流向他国,外族或外国人往往主动学习汉语或中华文化,中国人慢慢养成了不假外求的心态。”[2]中国的古代文献绝大多数是本土产物,很少有译本。但时至今日,任何国家都不能再孤立发展,文化跨区域交流成了时代的重要主题,除了部分专业图书馆外,大多数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都收藏有大量翻译文献,译本也由此成为图书馆馆藏文献的基本类型之一。基础性大致有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文献保存工作的基础对象。各国文献尤其名著是人类文化的明珠,优秀的译本首先能消除世界优秀文化典籍和本民族之间的认知阻碍,成为社会大众接触人类名著的窗口,同时,译本自身也是本民族文化的杰出成果,无可置疑地处于图书馆收藏保存的基础位置。
二是读者了解世界文化的基础。当前,大众对世界文化信息的需求非常旺盛。显然,由于语言、地理和政治因素,与出国旅行等方式相比,译本是绝大多数读者接触世界文化、吸收域外文明成果最基础的方法。从某种角度看,图书馆开架上的名著译本代表着读者在该图书馆所接触到的内容质量最高的文献。
三是众多科研学术活动的基础。对于许多科研学术活动,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术活动而言,拥有译本是一项基本前提。即便是能直接阅读原著的研究者,也需要译本的参考和帮助,译本一方面可以节省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可以提供不同的对原著的解读视角和理解思路。在发表学术成果时,作者也需要把原文以高质量或者高接受度的译文的形式表达,因此直接使用译本的译文是常见的做法。
总之,译本是图书馆馆藏文献的一个基本类别,译本选择工作是一项基本的图书馆工作。
2.2社会性
跟图书馆的其他工作一样,译本的选择也是一个社会活动,译本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大众。因此,译本的内容应特别强调以能如实反映原著的思想特色、不容易出现误读误解为优。这是因为读者来自社会各阶层,教育背景各异,学识程度不一,不一定具备专业的文献辨伪辨误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还应注意译文的文笔通达度,适当照顾各阶层的阅读审美习惯。
从社会性的角度进行观察,市面上的译本常有三个误区:
一是过分精英化。有的译本由于翻译者追求精英化,大量使用佶屈聱牙的语体词汇,甚至使用文言文进行翻译,或者在处理引文时,故意使用“较少人见到”的版本,又或是对于西文中的长句复句完全不作处理。如此种种,不仅造成读者阅读困难,也容易产生误读。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有众多译本,民国时吴献书的译本是最早的中文译本,采用文言文的译法,用语古奥,读起来颇有不伦不类之感,因此在发行量和影响力上远比不上解放后商务印书馆的郭斌和、张竹明译本,此外著名哲学家王太庆的译本也非常到位,只不过可惜王太庆先生没能将全本翻译完。不难看出,由于文言文语义模糊、难于阅读的固有特点,商务本或者王太庆的译本是最适合社会大众阅读的版本,也符合学术研究语义精准的要求,因此最适合图书馆的需求。在一本英国原著的哲学入门导读类的小书《解读柏拉图》里,译者在翻译《理想国》引文时,刻意使用吴献书的文言文译文,原因竟是“大家谈论较少,故特意表而出之”[3],跟该书原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该书的导读特性完全相悖,实属不当译本的一个实例。
二是过分通俗化。译本选择的社会性并不等于通俗性,译本应以“忠实原著”为最重要的指标,追求让读者领略到原汁原味的外域文明特色,避免产生误读,而不是“土法加工”后的产物:一些翻译者出于普及推广的考虑,片面迎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将原著的文体改动,例如将诗歌体改为散文体、小说体,又或者不顾原著的历史文化背景,采用中国色彩过于明显的语句词汇。这些做法很容易造成读者对原著的曲解,反而降低了原著的品味格调,损害了文献的社会效益。例如,《伊利亚特》的第一个全本中译本由傅东华于1958年完成[4],译者没有尊重原著的诗歌特点,将之翻译成了白话小说,同时由于时代背景的限制,译文的用词用语大量使用现代化和现代军事化词汇,过分追求“人民化”而损害了原著的韵味,因而总体翻译质量不高,既不适于向社会大众推广阅读,也缺乏学术研究价值。
三是反传统思潮。传统上,“忠实”是翻译活动的核心标准,近年来却饱受冲击,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现实的原因。由于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和功利思想成为时代主流思想,受市场环境、成本收益等因素的影响,许多翻译者和出版社对翻译的内容质量不再作高要求,致使出版的译本屡屡出现译文与原作意思相差甚远的情况。第二,学术的原因。后现代主义已然兴起,许多学人不加批判地加以接受,导致在解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和新译介学理论的冲击下,“如今翻译界许多人,尤其是外语系翻译方向的学生,都以为译介学理论就是观念已现代化的翻译理论,以为新批评理论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反对追求忠实于原文。”[5]
总之,在选择译本时,应当对译本内容坚持“忠实”和“通顺”两项原则,其中以忠实为优先,兼顾通顺,才能使译本选择活动达到最好的社会效益,这是社会性的要义。
2.3间接性
间接性意味着译本选择不是一项直接作用于生产生活的工作,不是一项能直接创造文献或效益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译本的来源是间接的。这一点有两层意思:一是译本自身是间接创作的成果。如果把原作品定义为一次创作,那么译本就属于二次创作。原作者在进行创作时是自由的,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思想,而翻译者在工作伊始面对的就是已经创作完毕的图书文献,在整个翻译创作过程中都要受原作品的束缚。二是译本是从外部进入图书馆的。显而易见,译本选择工作不是对原著的选择,而是对二次创作成果的译本进行选择。
二是读者获取译本是间接的。在图书馆员完成对收集到的译本的选择后,译本不会直接被读者获取。在读者选择阅读译本的过程中,负责译本选择工作的馆员一般不与读者发生直接联系,读者一般也不会明确意识到自己手中的译本是对文献进行二次选择后的产物。
三是对译本选择活动的反馈和评价是间接的。译本选择活动的成果评价,主要由两个方面来决定:一是从图书馆文献保存的职能出发,评价译本是否属于优质的典藏资源。而由于译本评价所涉及的因素复杂,产生的工作效益相对不高,因此并非多数图书馆的重要工作。二是从服务读者的职能出发,根据读者的阅读和反馈来开展评价。在读者阅读过程中,文献题名、作者、内容等属于原著的信息始终是读者的最优先关注对象,译者、版本等次要的信息常被忽视。读者的阅读感受并不会直接且及时地反馈给图书馆,通常需要图书馆开展相关活动或调研才能取得读者的阅读反馈。综合来看,译本选择活动很难直接收到有意义的结果反馈。
2.4学术性
从译本选择活动的狭义定义就可以看出,它天然带有学术性。从历史上看,版本研究辨析的工作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历来是文人学者的自留地。除前文提到的译本是众多科研学术活动的基础外,译本选择活动的学术性还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译本的相关研究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一部分。正如图书馆的学术性表现在图书馆是整个科学研究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6]73,译本是整个图书馆学大学科中的一个研究子对象。凡是适用于图书文献的研究范畴,理论上都适用于译本。译本与其他图书文献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所以既能以图书文献子成员的身份成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其本身也具有特殊的属性,成为特殊研究的对象。
二是译本的选择活动需要学术成果的支撑。一切活动的结果好坏,都与该活动科学化的程度离不开关系。译本的选择问题并不是简单的主观选择问题,而是应在科学的理论分析的指导以及扎实的基础研究的支撑下开展相关工作。从译本的自身特性、异同优劣,到译本的采访加工流程、读者的阅读情况和反馈意见、社会认可度和被引用率等,都是可行的学术研究对象,都可以为译本选择活动提供学术支持。
三是研究译本的选择活动能促进图书馆学术的发展。译本的选择活动就是比较各种译本版本的异同优劣,指明特点,选取最适合图书馆需要的译本版本,这属于广义的版本学范畴。版本学是图书馆学的同族学科,但理论发展却有些滞后。今天的图书馆,藏书范围已经由传统的经史子集扩展到几乎所有的信息资源,而传统的版本学实际上仍是古籍版本学,只重视对中国古典文献的考订版本、厘清源流、校勘辨伪等工作,极少研究外国文献、现代文献、翻译文献乃至电子文献等。这意味着如果将这些传统所忽视的文献类型纳入研究范畴,就能繁荣学术研究活动,开拓研究人员的眼界,产生出有意义的学术成果,使古老的版本学焕发出新的活力。图书馆员在开展学术性译本选择活动时,也很容易接触到先进的或最新的学科知识,有可能产生出新的学术火花。
四是译本选择活动依赖专业技术人才。要把译本选择做好,图书馆工作人员除了要具备基本的图书馆工作技能外,还应具备专业的知识储备。对译本内容质量的辨析在根本上依赖于图书馆员的专业知识储备。要求特定图书馆员熟悉所有学科显然是不可能的,但让有特定知识背景的馆员从事对应学科译本的选择工作却是可以实现的。总的来看,译本选择活动并不要求高深的对应学科知识,而是更需要“通才”,即熟悉多个学科基本情况、发展脉络、名人名著,能对译本内容质量作出总体定性评价的工作人员。此外,译本与原著不同,对工作人员外语知识技能的要求并不高,但如果图书馆员具备一定的外语知识,就可以结合原著来对译本进行比较,取得更好的效果。外语专业的一类传统学术活动就与此颇为相似。简而言之,要想把译本的选择活动做好,就需要图书馆建立学科馆员制度,培养学科馆员,这充分体现了学术性。
3图书馆译本选择活动的本质属性
所谓译本选择活动的本质属性,是指决定了译本选择活动自身存在的一种属性,没有了这种属性,译本选择活动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一般属性都是由本质属性衍生而出的。译本选择活动的本质属性是中介性。
3.1中介性的特征
下面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为依托开展分析。
客体的中介性(质料因)。译本选择活动的客体是译本。翻译和译本通过将其他文明的语言文字信息转化成读者熟悉的语言文字信息,很显然带有中介性。
流程的中介性(形式因)。经由图书馆的译本文献交流形式大致是:原作者创作、出版——译者翻译、译本出版——图书馆选择译本——读者借阅译本。译本选择活动处于整个流程的中间环节,起中介作用。
主体的中介性(动力因)。译本选择活动的主体是图书馆及其工作人员,中介性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对图书馆的存在起决定性作用[6]75。
对象的中介性(目的因)。译本选择活动的直接目的是服务读者,使读者借阅到译本并从中汲取信息。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关键不在于读者的借阅行为,而是读者在阅读之后产生的影响。阅读并不是终点,读者对阅读到的信息有着能动的反应,读者借阅行为尽管是图书馆活动的直接目的,但其实也是在译本信息产生社会效益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四因的中介性共同组成了译本选择活动的中介性,其中客体的中介性是前提,流程的中介性是规范,主体的中介性是根本,对象的中介性是核心。
3.2中介性与一般属性的关系
中介性是基础性的前提背景。译本在图书馆的基础地位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在当前历史时代需要大规模对外交流,同时图书馆需要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学术研究、社会教育的重大作用的宏观背景下才取得的。
中介性是社会性的根据。从译本与社会联系的角度来观察,丧失了中介性,译本也就失去了服务社会、产生社会效益的理由。如果服务对象不是社会大众,不需要广泛传播,那么就根本没有开展译本选择活动的必要,甚至没有创作译本的必要。
间接性是中介性的自然延伸。中介性与间接性在语义上有交集,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天然的。“中介”在语义上带有“媒介”和“翻译”的意思,更适于描述译本和翻译的存在状态和本质特征,“间接”是与“直接”相对的,意为主客体通过第三者发生互动,适用范围更为宽泛。因此在本处,间接性是中介性在具体社会实践中的延伸。
中介性是学术性的条件和指引。中介性促使图书馆和读者对学术性提出更高的需求。没有了中介性的指引,图书馆围绕译本开展的学术活动就很容易失去自己的方向和特色,读者的阅读需求也更难得到满足。
总之,译本选择活动的中介性衍生出了基础性、社会性、间接性、学术性这些一般属性。如果丧失了中介性,图书馆的译本选择活动就很难自我成立,很难与传统的古籍版本学活动区分开来。
4结语
在上文的探讨中,我们结合一些实例的分析,对译本选择时的一些关键之处进行了说明,并归纳总结了译本选择活动的一些属性特征。可以认为译本选择活动的一般属性(基础性、社会性、间接性、学术性)和本质属性(中介性)是融会贯通的,不难发现,图书馆译本资源建设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现象特征,都为译本选择活动的属性所涵盖,也因此有着被指导的意义。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常会发现,不少外国著作(主要是外国经典名著)常有多个版本,涉及多个翻译者和多个出版社。例如《伊利亚特》的中译本就至少有17个版本,涉及十数个译者[7]。图书馆的同一排书架上,经常同时存在若干种冠以同样名字却不同版本的名著。译者版本众多固然从根本上反映出学界和市场对于原著本身价值的认可,但客观上也给读者对译本的选择造成了困难。一些读者会选择向图书馆员咨询。馆员们一般不会也不可能研读过每一种名著,因此只能根据心中的某种“标准”来进行判断——实际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凭“感觉”。如果我们对译本选择的属性有一些理论上的认识,那么在我们心中的“标准”就可能更科学客观,也就更可能为读者提供优质的服务。
这类实际问题也反映出,“怎样才算是一本好书”“如何选择一本书”始终是图书馆学理论最基本的问题之一,目前总的来看,除古籍外,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关注和研究还不是很充分。图书文献种类繁多,每一大类每一小类都有自身的特点,但也存在着许多共性,许多门类彼此间还存着多样化、复杂化的联系。对译本选择属性的探讨除了能为译本的选择活动提供帮助,也可以为其他门类图书文献的选择活动及其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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