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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中国教育扶贫研究的演变及进展——

admin 论文降重资讯 2021年01月11日




教育扶贫是指通过对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教育投入和教育资助服务,使其掌握脱贫致富的知识和技能,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最终摆脱贫困的一种扶贫方式。这不仅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手段,也是阻隔贫困代际传递的长效机制。瞭望国际,教育扶贫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与国家组织反贫困战略中的核心环节。作为促进全球合作的最大公共平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早在1946年就提出实施“基本教育”方案,并相继在海地、中国、印度和东非等国家或地区的贫困农村进行试点,推动教育扶贫的深入实施[1]。之后,在历次的全球教育倡议书中,教育扶贫始终作为重点行动得到贯彻与响应。回看国内,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扶贫经历了以“面”为主的普惠教育扶贫、“面与线”结合的多维教育扶贫、“线与点”结合的专项教育扶贫、以“点”为主的精准教育扶贫四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扶贫开发是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是最艰巨的任务”[2]。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3]。2016年,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指出:“实现建档立卡等贫困人口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保障各教育阶段从入学到毕业的全程全部资助,保障贫困家庭孩子都可以上学,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困难而失学。”[4]与此同时,为了规避教育扶贫中出现“撒胡椒面”的现象,防止形式主义,教育扶贫业已由贫困地区转向贫困个体,教育扶贫已经踏上“精准式”扶贫之旅[5]。党和国家顶层设计的强势驱动,促使教育扶贫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焦点。

基于十八大以来学界围绕“教育扶贫”开展的系列研究,运用CiteSpace文献可视法,分析中国教育扶贫研究的图景嬗变和研究热点,以期把握该研究领域的研究前沿及发展方向,为新发展阶段教育扶贫研究重点转移提供理论索引。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十八大以来中国教育扶贫研究的演变及进展——基于CNKI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

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文献数据库以“篇名=教育扶贫”或者“主题=教育扶贫”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将查询年限规范为2012—2020年,期刊来源为CSSCI和中文核心期刊。检索获得648篇文献,通过统计工具剔除重复文献以及缺少分析变量或综述、书评和会议报告中的相关文献,最终得到498篇有效文献样本。将这498篇文献样本以“TXT”格式导出。

2.研究方法

采用CiteSpace应用软件,分别对现有文献数量变化以及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前沿等基本内容进行分析。

第一步,运用CiteSpace中聚类节点属性选择作者,绘制发文作者合作图谱;第二步,运用科学知识图谱分析软件中的机构共现功能绘制出该领域机构共现图;第三步,在CiteSpace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基础上,选择“TendencyZone”视图绘制教育扶贫2012—2020年关键词演进图谱;第四步,用CiteSpace对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以了解教育扶贫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1.发文量分析

2012—2020年教育扶贫研究的文献数量变化如图1所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扶贫研究文献增加趋势明显,逐步演化成稳定持久的中心研究域。剖析文献不难看出,国家政策是教育扶贫文献增长的深层原因。2016年,教育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提出:“集聚教育脱贫力量实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教育扶贫政策的一大创举”[4];2018年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颁布《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指出,要“进一步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并加快发展职业教育”[6]。上述政策的顶层规划为学术界教育扶贫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了靶向和依据,2016—2018年教育扶贫相关文献量激增。 图1教育扶贫政策研究文献数量动态变化(2012—2020)  下载原图

2.发文作者分析

通过分析某个领域核心作者及其主要研究成果可以更好地确定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未来发展趋势。为探究十八大以来教育扶贫的研究作者及分布现状,从作者和机构两个维度对498篇有效文献的合作网络图谱进行分析。运用CiteSpace中聚类节点属性选择作者,绘制发文作者合作图谱(图2),其中,每个节点表示一个作者,节点及字号大小表示作者发文数量,节点间的连线表明发文作者之间的合作情况,连线越粗代表合作越密切。由图2可知,发文作者合作网络中共有75个节点,49条连线,整体网络密度为0.0177,表明发文合作分布较为松散,联系不够密切,没有形成合作网络。同时,该领域作者的最高发文量为7篇,所有作者的发文中心性均为0.00,这表明目前该领域主要研究论文作者尚未形成广泛的影响力。通过关键词检索发现,发文量排前十的作者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教育扶贫政策、精准扶贫理论和扶贫的具体实践等方面,对教育扶贫新发展方向关注度较低,表明十八大以来教育扶贫研究缺乏核心作者的引领。 图22012—2020年中国教育扶贫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下载原图

3.发文组织机构分析

发文组织机构作为发文作者的聚集地,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把握当前某一领域的主要发文阵地以及发文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十八大以来教育扶贫发文机构来源进行分类统计,运用科学知识图谱分析软件中的机构共现功能绘制出该领域机构共现图(图3)。图3显示,发文机构合作图谱中共有52个节点和12条连线,其整体网络密度为0.0078,说明发文机构间的合作更为松散。从发文量排前十的机构来看,十八大以来教育扶贫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包括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以及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上述机构的发文中心性均为0.00,尚未形成相关的合作网络与核心机构群。通过观察不难发现,国内师范类院校是开展教育扶贫研究的主要平台,体现了师范类院校在教育扶贫研究中的使命和担当。 图32012—2020年中国教育扶贫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下载原图

4.研究前沿热点分析

(1)关键词共现分析。通过对转换后的数据进行导入分析,将时间切片设为1年,节点类型选择“keyword”,阈值设为(3,8,2),即分别表示在同一时间切片内关键词出现3次,共现8次,关键词之间的共现率为2%。最终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图4),该图谱一共包含了106个节点以及130条连线,分别表示出现频次在2次以上的关键词个数以及他们之间的连线条数。其中,节点大小表示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高低,节点间连线的粗细表示关键词的共现强度[7]。由图4可知,前30位高频关键词之间的连线较多,“教育扶贫”共计出现207次,表明对教育扶贫基础理论研究居多。此外,共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还有“精准扶贫”(172),“职业教育”(88),“教育精准扶贫”(63),“民族地区”(20),“脱贫攻坚”(19),“教育信息化”(10)等。表明教育扶贫研究领域宏观的核心主题为教育扶贫、教育精准扶贫、职业教育扶贫、民族地区扶贫开发以及教育信息化助力精准扶贫等。 图42012—2020年中国教育扶贫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下载原图

(2)研究热点演进分析。在CiteSpace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基础上,选择“TendencyZone”视图绘制教育扶贫2012—2020年关键词演进图谱(图5)。图中,节点的大小代表关键词的频次,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由图5可知,2012—2020年不同年份的热点关键词之间的连线整体上较为紧密,2015年之前教育扶贫领域研究的热点关键词的分布相对较为松散,从2016年开始热点关键词的分布更加紧密,2017和2018年最为紧密,2020年新兴的高频热点关键词较前几年有所减少。其中,2016年主要高频关键词为“精准扶贫”“民族地区”等;2017年主要高频关键词延伸至“精准脱贫”“职业教育扶贫”“贫困地区”“教育信息化”和“扶贫路径”等;2018年和2019年教育扶贫领域研究高频关键词分别延伸至“农村职业教育”“教育公平”“实践困境”“农村教育”“代际传递和政策工具”“乡村振兴”“贫困代际传递”“教育现代化”“扶贫模式”“脱贫攻坚”“历史制度主义”等。由此可见,十八大以来教育扶贫研究大致呈现“教育扶贫——教育精准扶贫——教育扶贫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的路线。 图52012—2020年中国教育扶贫研究关键词演进图谱  下载原图

(3)研究前沿探测分析。突变词是指在某些年份文献研究中突然骤增的关键词,CiteSpace突变词检测计算可以从相关学术领域文献中检测到该领域突变率高的关键词,从而把握该领域的研究前沿[8]。通过对关键词的突变情况进行分析,得出十八大以后教育扶贫领域突变强度排名前27位的突变词,如图6所示。图中粗线条表示关键词的突变的起止时间,如“学业发展”的突变期间为2012—2016年。图6显示了十八大以后的教育扶贫研究前沿突变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2—2016年,期间突变词为“学业发展”“精准扶智”“影子教育”“创新方式”“治理现代化”“初中生”和“多源流”等,此阶段学界仍然借鉴以往的研究基础,围绕扶贫实践探索、精准扶智等方面展开研究。第二阶段为2016—2018年,此阶段研究前沿涵盖较多关键词,如“路径”“农村职业教育”“教育发展”“大数据”“均衡发展”“扶贫脱贫”“机制”等。第三阶段为2018—2020年,“贫困地区”“代际传递”“职业教育扶贫”“贫困文化”等为突现强度较高的关键词。基于对突变词的分析发现,教育扶贫研究在不同的时间段呈现不同的前沿图景。目前“农村职业教育扶贫”“阻断代际贫困传递”以及“贫困文化”等研究已经成为教育扶贫研究领域中最新前沿。 图62012—2020年中国教育扶贫研究突变词  下载原图

(4)关键研究主题分析。通过CiteSpace对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图7)发现,十八大以来中国教育扶贫研究领域中共有11个形成规模的聚类关键词。从聚类规模看,聚类“职业教育”的规模最大,其次是“教育扶贫”和“西部农村”,然后是“贫困地区”“教育发展”和“乡村振兴”,从平均轮廓值看,各聚类均大于0.8。在确认该领域研究聚类的合理性与显著性后,结合高质量文献内容,并通过进一步归纳整理,得出十八大之后教育扶贫的学术核心场域主要集中于教育扶贫的基础理论、教育精准扶贫、职业教育扶贫、民族地区教育扶贫与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精准扶贫研究等。

教育扶贫的基础理论研究。教育扶贫的基础理论是教育扶贫的范畴导向。在教育扶贫内涵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教育扶贫是通过发挥教育核心功能并作用于贫困群体的扶贫方式,囊括‘依靠教育扶贫’与‘扶教育之贫’的双重内涵”[9];也有研究认为教育扶贫是通过发展脱贫能力,着眼于从“拔穷根”中消除“贫困”,是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的治本之策[10]。在教育扶贫价值方面,研究广泛认为教育扶贫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略的重中之重,是实现自主脱贫的长久之策,也是根除穷根、阻隔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11]。在教育扶贫机制方面,教育扶贫作为制度规范或措施以及相应的制度体系或结构能够对相关客体(贫困群体、贫困群体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且与时间变化存在显著互动关系[12]。

教育精准扶贫研究。教育精准扶贫是教育扶贫成败的关键,理所当然地成为关注重点。在内涵解析上,代蕊华等认为,“教育精准扶贫是瞄准不同贫困地区的教育需求,运用精准帮扶措施,提高贫困人口的基本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艺技能,实现贫困人口习得脱贫致富本领的一种针对性教育方式”[13]。在路径分析上,有研究认为教育精准扶贫是一个由横向集群扩展和纵向层次延伸共同构成的体系,横向上涵盖“家庭、学校、社会、自我”等四种教育类型,纵向上囊括“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老年教育”等四重教育层次[14]。在困境探析上,仲敏认为教育精准扶贫的困境主要体现在“精准扶教育之贫”和“依靠教育精准扶贫”的侧重点不够突出以及政策、理念和推进方式精准度不足等[15]。

职业教育扶贫研究。职业教育扶贫是教育扶贫的内生动力和有效途径。结合知识图谱,职业教育扶贫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经验、目标与模式等方面。在经验方面,比较有权威性的官方话语是2019年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扶贫专项工作会议发布的《中国高等职业院校精准扶贫发展报告(2015—2019)》,报告指出:中国职业院校在人才扶贫、智力扶贫、结对扶贫等方面取得了经验和成效,职业教育在教育扶贫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6]。在目标方面,有学者指出,推动职业教育扶贫要实现“精准扶弱扶基、精准培训培养、精准技术支撑、精准资助招生、精准放权增效、精准宣传推动、精准组合施策”等目标[17]。在模式方面,许多贫困地区产生了“一校两牌”办学模式,以“课堂与基地”“基地与农户”“农户与实体”“农校与高校”的“四要素”方式为运作媒介,旨在解决农村脱贫问题[18]。 图72012—2020年中国教育扶贫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  下载原图

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研究。民族地区扶贫是脱贫攻坚的关键。2012年,国务院扶贫办在全国范围内划分了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简称连片特困地区),并将其列为新时期扶贫攻坚的主战场。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重点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3]。由此,“民族地区教育扶贫”议题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在扶贫方式上,肖时花等提出教育是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重要方式[19];袁利平等通过分析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和陕南等西北民族地区教育扶贫实践模式,探寻出“内外共生”式的教育扶贫模式[20];在扶贫机理上,李祥等指出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内在机理体现在教育资源获取和分配、教育权力运作规范性和有效性、教育发展权利保障三个教育治理问题上[21];在扶贫问题上,陈立鹏等通过分析内蒙古、广西的教育扶贫模式,发现了教育经费不足、师资结构失调、管理水平落后与双语发展滞后等一系列制约民族地区教育扶贫事业发展的问题[22]。

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精准扶贫研究。教育信息化助推教育精准扶贫成为教育扶贫的新增长点。在信息化扶贫内涵方面,有学者认为,“信息化扶贫是以现代移动互联网经济和移动终端为技术基础,通过利用在线教育方式,将优质教学资源传输到贫困地区的现代化教学方式”[23]。在扶贫机理方面,向磊等通过供需关联重构的过程模型阐释了信息化促进教育精准扶贫供给侧改革的作用机理[24]。在扶贫路径方面,任友群提炼出信息化促进教育扶贫的路径包括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完善信息化数据驱动以及提升信息化师资能力等[25]。在扶贫政策方面,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指出,要将“信息化建设”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工作安排,力求通过信息化建设,引导各项资源向贫困户精准配置,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26]。

四、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发现:十八大以来教育扶贫研究呈现出四大特征:在价值取向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更加明确;在目标定位上,扶贫在抬高民生底线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在战略理念上,创新扶贫理论,扶贫方式更加精准;在工作机制上,调动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合力共同扶贫。中国即将进入“十四五”特别是面向2035年的新发展阶段,教育扶贫研究理应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靶向。未来教育扶贫研究应紧密结合国家政策导向,通过把握研究主题、创新研究范式与优化研究新环境,切实加快中国特色的教育扶贫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

第一,就研究主题而言,指向相对贫困的群体帮扶。新发展阶段伴随国家扶贫政策的变化,教育扶贫研究内容也应该进一步变化和拓深,教育扶贫研究要由对“绝对贫困帮扶”的研究过渡到对“相对贫困帮扶”研究这个新主题,即对精准对接相对贫困帮扶的新对象进行相关研究。既有关于教育扶贫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是绝对贫困主体,即个人和家庭依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的绝对贫困家庭的学生,全面小康后教育扶贫研究对象应根据政策转向依靠个人或家庭的劳动所得或其他合法收入虽能保障其食物,但无法满足在当地条件下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其他生活需求的状态的相对贫困家庭的学生。其中,研究的重点是对乡村相对贫困学生群体的筛选、制定相对贫困学生的标准、通过登记建卡予以识别并进行数字化系统管理,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形成长效扶贫机制。

第二,就研究范式而言,关注返贫群体的精神脱贫研究。从前期教育扶贫研究文献来看,关注对象既有农村贫困者也有城市贫困者,既有贫困群体也有贫困个体,突出了“面”上教育扶贫,对国家扶贫攻坚战略的实施起到重要支撑作用。随着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党中央要求扶贫工作衔接乡村振兴。在新发展阶段教育扶贫研究应转向“精神扶贫为主”的价值范式。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单一的技能培训已无法满足乡村“人”发展的内在要求,教育扶贫的研究应更多关注教育扶贫中“人”的文化取向,探寻如何转变扶贫理念、方式和行为,激发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提升返贫群体自主脱贫能力,使他们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第三,就研究环境而言,补齐教育扶贫的生态短板。为了适应扶贫工作重心的变化,新发展阶段教育扶贫研究应做到两个优化:第一,优化研究群体,扩大教育扶贫研究群族,设置专门研究方向,吸引高层次研究人员和博士(后)群体参与。第二,优化研究环境,进一步加大对学者及研究机构的支持力度,国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基金会设立专题,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关学会开展专项表彰,鼓励高校、相关研究所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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